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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香河农民冯福才最近一筹莫展:上初中的儿子即将开学,学校要收取书费、杂费、微机费、试卷费、烤火费、住宿费等总共500多元。这笔钱对老冯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。
年年紧巴巴凑学费的老冯一直想不明白:“不是说免费吗?这义务教育是不是有点名不副实呀?”
老冯说得没错,尽管我国早在1986年就颁布《义务教育法》,规定“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”,而现实情况是,变向收取的各种费用,使农民在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不减反增。有人形象地用“不上学等着穷,上了学立刻穷”概括农民现实的境遇。
与此同时,城市的父母们过得同样不轻松。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存在的巨大差异,使许多家长不敢怠慢孩子的前途。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,每所重点中学每年的择校费收入少则几十万,多则上千万。在一些地区,择校费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收入,动辄几万元的高额“择校费”,压得许多父母气喘如牛。
有人据此评论,普及性和公平性是我国义务教育存在多年的两大顽症。“病情”严重,久治不愈。
中国社科院提交的“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问题”研究报告,揭示了中国义务教育投入不足的深层问题,根本原因在于教育投入主体发生了错位,中央政府没有承担其应尽的责任,地方政府没有能力承担其应尽的责任。
越来越多的专家、学者和普通公众,以各种形式表达对义务教育走向的忧虑和思考。人们把改变现实的希望寄托于法律渠道———2003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,江苏代表提议修订《义务教育法》或制定《义务教育投入保障法》,这一提案联名者多达740人,创下了联名代表人数之最。
在此背景下,近日召开的“全国人大《义务教育法》修订座谈会”,再次引发公众关注。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不足,责任承担主体分工不明确,以及义务教育公平公正和非均衡发展问题,成为座谈会上的三大焦点。
然而,著名教育学者、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,对此次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修法并不满意。他认为,此次的修订稿存在的最大问题是,对社会各界最关注的教育经费语焉不详。既没有对国家财政性义务教育投入比例、数量的硬性规定,也没有对中央、省、县等各级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划分和确认,可以说是回避了这次修法最关键、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。
此前,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在对13个国家义务教育投资问题的研究发现,不仅在美、法、德等发达国家,而且在印度、埃及等发展中国家,来自政府的公共经费占义务教育总投资的85%~90%。
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也表明,全球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,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、柬埔寨、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国。
“这次修订的是事关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人民之法”,杨东平直言,“如果在解决教育经费问题上无所作为,那么正如有些人的激愤之言:不修也罢!”
这样的局面以前也出现过。在1986年制定《义务教育法》和1992年制定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》时,围绕明确规定还是尽量模糊政府的教育责任、是否把教育经费指标写入文件,教育部与财政部等部门一直争执不下。经反复努力,《纲要》终于将2000年教育经费占人均GDP的4%写进了文件,但最终这一数字也没能完成。有专家指出,这或许是有关部门不愿再次将数字或指标写进法律文本的原因之一,以免自己“被动”。
东北师范大学前一段完成的一份对6省14县17所农村初级中学进行的调查显示,学生平均辍学率超过40%,远高于国家控制的3%的标准。内蒙古某中学老师小马对这一数字十分认同:“上面一检查,学校就把流失的学生再找回来,顶个名,谎报辍学率。”
河北省尚义县黄脑包村村民李静的感受是:“取消农业税后,农民最沉重的负担就是医疗负担和教育负担。但大病不是家家都会摊上的,下一代的教育却家家有份,因此,教育负担最为沉重。”
杨东平质问:“为什么这样一个我们已经付出了沉痛代价、全社会具有高度共识并具有许多可行性研究的公共政策,至今依然‘卡壳’?为什么有关部门可以无视众多研究和论证,可以远远超越于公众和人民代表的意志之上?是谁在阻碍国家为义务教育投资?他们的意见和理由是什么?”
在他看来,利益的多元格局并不可怕,只要通过立法的公开化,保证利益各方的充分表达和博弈,就能避免部门利益主导立法的弊病。我国若干重要的立法,如物权法的制定已经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,这应该成为一个惯例。
“只有公开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,在全社会进行公开讨论,才能使这次义务教育修法取得实效。”他说。
教育公平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
大多数贫困生拿到录取通知书时,更多的不是高兴,而是一种无形的忧虑。昂贵的入学费用使这些贫困生早已忘记了即将上大学的快乐,而紧接着的是四处筹集学费的尴尬。 作者:王贵宏
人的一生,总是处于选择状态之中,可以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,不同的追求目标,但有的东西又是不可以选择的,比如人的出生。贫困生与其他人相比,就是不幸降生在贫困的家庭,自小就与贫困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联,一生也脱不掉贫困的帽子。就像旧社会的“少爷”,只要是出生在富贵人家,无论生活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,就 是倾家荡产了,他依然是“少爷”。
贫困生要走出贫困的阴影,摆脱贫困的生活环境,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上大学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。但是,大多数贫困生拿到录取通知书时,更多的不是高兴,而是一种无形的忧虑。昂贵的入学费用使这些贫困生早已忘记了即将上大学的快乐,而紧接着的是四处筹集学费的尴尬。尽管近年来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,比如绿色通道,奖学金……保障贫困大学生能够进入大学。但进入大学,贫困生又将经历怎样的人生苦痛,谁解其中味?
6月15日,北大未名BBS匿名版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帖子。“我没有票子,我只有花样的年龄,未加修饰的容貌……我每周都要坐4个小时的公交车,去给那个高傲的小女孩做家教。她有的是票子,可连水都不想给我喝。我的家庭很穷。我的妈妈每天割猪草,双手满是老茧。我的父亲,风烛残年,可还要在建筑工地打工,为了我可怜的学费。我不期待爱情,我没有衣服,我没有化妆品,我的电脑也是二手的。我恨这个世界……”(据8月10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看了这个报道,没吃过猪肉,应该见过猪走路,即使不是贫困生,应该知道贫困生经历怎样的一种心路历程。事实上,很多专家把这些问题的根源都集中在教育公平上,如何实现教育公平是值得讨论的话题。但是,依笔者之见,教育公平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,是根本就没法做到的。只要社会还存在着贫富分化,教育还是高消费,就谈不上教育公平。
教育公平包含着三个层次:教育起点过程、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。贫困生在还没有进入大学之前,就背负了沉重的思想负担,背上了“贫困生”的担子。据8月2日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,陕西合阳县供养一个大学生至少需要一家农户10年的纯收入。应该说,这就是贫困生的真实参照,虽然贫困生可以申请“绿色通道”,解决学费问题,但毕竟是要还款的,四年大学毕业后能不能就业都是问题,更不要说还有一笔数额庞大的款项等着还呢。这项超前透支的消费必然加重贫困生的心理负担。与轻装上阵的富人子女相比,他们的大学教育起点本身就不公平。
而在大学里生活和学习,本身也是一项价格不菲的消费。生活费、班费、书本费……表面上看数额不大,但是相对于贫困生300元的生活费来说,已经大大超过了支出范围。加之,同一个寝室、班级的同学,来自不同的家庭,不同的社会层次,相互之间需要沟通,必要需要搞些集体活动之类的,哪项不需要开销?倘若你不参加,自然会疏远同学,鹤立鸡群,不仅自尊心受到伤害,就连自信心也会遭到打击,严重一点,心理还会发生扭曲。还有,同寝室的同学,有的生活费高达2000元,而贫困生的生活费大多在300元左右。看着别人拥有昂贵的化妆品、手机、电脑……,自己一无所有,就连高档菜品区都不敢进,相信清心寡欲很少,想想看,谁的心理好受?同时,如今的大学里,刮起了一股有“考证热”的风潮,英语四、六级、计算机一、二、三级、普通话以及各类名目繁多的资格证,无论是考什么,报名费、培训费都高得吓人,若报考,囊中羞涩,若不报考,别人都考了,就业时自然处于劣势。虽然普通高校一般都设立了不同等级的贫困生奖学金,但要由学生申请,再经学校审批。在申请这类奖学金时,贫困生往往处于两难的处境,要不申请,生活没有着落,要申请,又不甘心背上贫困生的帽子,自尊心必然受其伤害。因此,在教育过程中,高昂的学习费用和生活费用与拮据的家庭收入之间的差距,拉开了贫困生与其他同学之间的距离,如此的教育,谈得上教育过程公平吗?
再说就业问题,大学生毕业,必然要就业,这是不争的事。但而今,在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社会环境里,关系和钞票显得格外重要。正如文中报道,“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周通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,虽然平时学习一般,但他得到了一份人人都羡慕的工作,月薪6000元”。他之所以得到如此好的工作,原因就是他家有“关系”。但贫困生恰恰相反,大多数来自贫困的农村,没有关系,没有钞票,有的只是过硬的专业知识。但很多企业在招聘大学生时,有多少企业能看到他们的专业知识?没有钞票,没有熟人,寸步难行,即使意外地有了份工作,还是只能在月薪不足2000元的尴尬境地中苦苦挣扎。这2000的报酬,除了生活费以外,还要拿出一部分还款,又要挤出一部分接济家庭。你说,如此生活状况,我们有理由责备个别不还款的贫困生吗?记得前些日子跟一个网友聊天,谈到考公务员的问题。他说,“权利本身就是一种垄断,没有关系,没有钞票的人,注定与公务员无缘”。据说他老爸还是四川的一位高官,因此他对这个问题了解得比较有深度。说句心理话,笔者并不相信,毕竟今天的行政体制正逐步趋向于透明与公开。但是,倘若有兴趣,针对全国年轻的高级干部进行调查,恐怕贫困家庭出生的没有几个吧?因此,广大贫困生上大学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贫困的命运,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利润回报,只不过是社会将他们从谷地推向深渊而已,根本就谈不上教育结果公平。既然不能实现教育起点公平、教育过程公平、教育结果公平,那么,教育公平不过是一个美好的幻想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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